王绶琯院士于2021年1月28日晚21时37分，因病辞世，享年98岁。

　　

　　今天早上起床刷朋友圈时，猛然间从北京天文馆名誉馆长朱进老师那里知道了这一噩耗。虽然我其实有一些心理准备，因为在去年12月份时，我的高中天文老师关键就告诉我，王院士身体不太好了，让我速写一篇回忆性质的文章，本文的主体也是在那时写成的。但是，当这一刻真正来到的时候，我还是感觉有些突然。

　　王绶琯院士是我国天文学泰斗，但确实，可能并不为很多人所熟悉。不过，这绝不意味着王院士在天文学界的分量不够大。因为，我想一提到“南仁东”这个名字，很多人就都很熟悉了，而事实上，王绶琯院士是南仁东先生的老师。

　　王老开创了我国射电天文学的观测研究，提高了中国授时讯号精度，推动了天体测量学发展，研制出了多种射电天文设备。20世纪90年代，王老与苏定强院士等人提出大天区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郭守敬望远镜，LAMOST）的初步方案，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口径最大的光学望远镜。

　　

　　我和王老有过难得的一面之缘，这也要得益于王老在科普上的开创性工作。早在90年代，王老就创立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在当时获得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60多位院士的积极回应。而我，正是在高中的时候，在我的天文启蒙老师关键的引领下，加入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在王老的学生——国家天文台韩金林研究员的指导下，尝试进行了一个有关漩涡星系周围矮星系的小研究。

　　后来在2016年，在俱乐部周琳老师，我的天文启蒙老师关键的引荐之下，我获得了这次难得的去老先生的家中拜访请教的机会。我一进到王老家门，王老就激动地站了起来，这让我大为惊讶：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罢了，有什么值得王老如此激动的呢？

　　我的激动也立马涌上心头，紧紧握住了王老的双手。站在我面前的，可是我国天文学的开山鼻祖啊！不过，在随后与王老的交谈之中，我感觉我和王老之间的距离，不再像是一个初入天文门的学徒，和天文领域的泰山北斗之间那么遥远了。王老就像我自己的爷爷一样，和蔼可亲，耐心地解答我的很多十分幼稚的问题。

　　我记得，我当时去拜访王老之前，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当时我就问王老：您最开始是学造船的，为什么后来转成天文了呢？这二者之间，看起来毫无关系啊。

　　王老说，当时是有很多客观环境因素，所以才转成天文了。但是，这二者之间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很多他在学习造船时获得的能力，也在从事天文时大放异彩。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极其重要，你没有办法说哪两个学科就一定是毫无关联的。交叉融合的思想，也是当今天文的一条重要发展道路。

　　后来，我和王老聊到我自己的这个项目。或许是当时我觉得王老年事已高，很多东西可能记得不是很清楚了，抑或是当时的氛围太过和谐，总之种种原因，让我干了一件傻事：我试图用给不了解天文的同学讲述的方式给王老讲我这个项目。

　　

　　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个傻事，讲了两句我就意识到不对劲。王老虽然年事已高，听力和视力都有所下降，但是作为一辈子的天文人，天文学的各种概念，即使到了93岁的高龄，依旧是牢记于心，融会贯通。

　　给大家说一个很没有距离感的交谈细节：王老当时问我观测旋涡星系用的什么望远镜，我说是我的一台106mm口径的折射镜，随后王老又问我，你的赤道仪用的什么，我说是国产的一台赤道仪（CEM60-EC），王老问我跟踪精度怎么样，我说RMS 0.2角秒，王老说，这个精度很高了，比他们当时用的设备都要好，很惊讶于业余级的设备在今天也可以表现的这么好了。

　　

　　后来到了2017年，我当时完成了和韩金林老师的小论文，当时准备申请参加“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当时这个比赛要有专家推荐信，我万万没想到，王老愿意给我这个普通的高中生写推荐信，而且，后来我拿到推荐信以后，发现也不是王老找学生代写，而真的是，王老亲自写的（实际上王老因为眼睛不好，是他说给女儿写下的）。

　　这封信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整篇信充满着王老从专业角度对我的点评与建议。而我从中看到的，是他对我极高的期待。也正是在那时，我认为我不能辜负像王老这样老一辈天文学家，立志要在未来为我国天文学发展添砖加瓦。

　　今天得知了这一噩耗，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但我想，王绶琯老先生，不也就像一颗超巨星一样吗？在生前，闪耀着无与伦比的光芒，辐射着周围的气体与尘埃，让千百万光年外的观测者都为之一振；随后，以一次壮丽的超新星爆发，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一爆，比整个星系还要明亮；而我们，就像是在超新星遗迹里的丝缕云气，在未来，也将继承着王老留给我们的物质，形成新的恒星……

　　王老，我看到了，您已经变成了一颗超新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