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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罗·棋布——自称“无所作为”的王绶琯老大爷，您还想咋？（二）
时间：2021-01-18来源：
昨天的文章一直到晚上9点半才发出去，里面提到的说王绶琯老大爷像Master Wugui 的那位哥们看到了，分享到了他们青少年俱乐部老会员的群里。
于是今天早上，俱乐部队秘书长周琳老师和王老的女儿王荧先后发微信过来，表示已经读过啦。
得，这下子彻底打消了我偷懒拖稿的念头，还是乖乖接着写吧。
顺带提一句，其实昨天除了王绶琯老爷子过生日之外，我和同事一起采访过的红旗-7地空导弹武器系统的总师钟山院士也恰逢90大寿，给他老人家发了短信，恭祝他生日快乐，寿比南山。
一直希望能去这位老先生家里看看他养的四只猫，据他兴高采烈地跟我们介绍，这几个家伙性格各异，而他平常主要负责喂和玩（估计铲屎另有专人负责），以及保护其中胆子最小、常被欺负的那只……
钟山院士的节目是台重点片《总师传奇》系列中的一集，从2018年开始正式拍摄，至今还在保密审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与观众朋友们见面，我这个执行总导演一直在为之忙碌，头发都快愁白了，555。
今天早上在朋友圈里看到西南联大校友会的老师转发的一则新闻，才知道我2009年采访过的马识途老爷子——也就是《让子弹飞》的原作者、西南联大在世校友中最年长的一位、老地下党、著名革命作家和书法家——昨天恰好也过生日，他老人家这个日子是按阴历算的，难怪我没记住。
这位人生极富传奇色彩的老先生如今周岁106了，“状态非常好”，三年前他打败了肺癌，去年还是前年刚刚封笔，现在的愿望是活到今年7月1日，亲自为我党的百岁寿辰庆生……我觉得以他无比顽强的生命力，一定能稳稳当当地如愿以偿。
关于马老的文章，我之前零零散散写过，忘了是写到第三部分还是第四部分了，回头找个机会再接着填自己挖的这个大坑，嘿嘿。
书归正传，接着讲王绶琯老大爷的故事。
昨天既然说到了他当年如何改变自己的人生航向——有人将之称为“舍舟问天”——那么今天的段落，就要从他如何驶入人生的正轨说起。
在改行这件事上，最先给他鼓励的，是在英国结交的几位朋友，特别是一位60岁的丁大夫，建议他朝着一向热爱的自然科学方向去努力，而他也真的从善如流，动了心。
从1949年开始，王绶琯给几位英国天文学家写信，交流学科相关的情况。后来就时常坐车去离格林尼治不远的伦敦大学天文台，与台长格里高利聊过几次，表现出想去那里工作的愿望。
当时，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隔壁邻居格林尼治天文台也归海军管辖，虽然是近水楼台，作为中国留学生，王绶琯并不具备“先得月”的条件，而伦敦大学天文台则拥有一个60厘米的望远镜，是英国当时最大、最好的天文观测设备，能用它来做研究，自然也是一桩美事。
格里高利是一位60多岁的老科学家，他对于从中国远道而来、有志于天文学研究的这个年轻人表示了赞赏和鼓励，不仅予以无私的指导，还在1950年接纳他进入天文台工作，遇到这样的“贵人”，实属幸运。
能不能用两三年的时间，变成一个真正的天文学家呢？王绶琯想试试看。
这位自称“无所作为”的祖宗，当年还真是……敢想敢干啊。
从1950年到1953年，王绶琯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夜夜观星，充分享受着天文学的乐趣，在2019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摘抄了他在《小记伦敦郊外的一个夜晚》一文中的若干文字：“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地处伦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很宽很直……黄昏后，夜色罩下来，朦朦胧胧，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
不过，当王绶琯的目光投向无垠宇宙时，他的心却一直牵系着家乡故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很多当时在海外工作、求学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毅然抛下了先进的科研环境和丰厚的待遇，顶着压力甚至冒着风险，回来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
1952年，王绶琯给紫金山天文台写信，想问问国内还搞不搞天文：
“因为紫金山天文台，原来解放前就有了，余青松先生在做了。后来才知道余先生到美国去了，当时张钰哲先生在负责，结果就收到张钰哲先生的信，说叫我赶快回来，现在中国要发展天文了。”
了解到国内急需天文领域人才的情况，翌年，这个半路出家的游子就踏上了归途。
那么当时的他，算是个真正的天文学家了吗？
至少归国初期的履历是这样的：
1954年，参与修复紫金山天文台60厘米望远镜；
1955年，在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负责完成提高我国授时精度的任务；
1958年，在北京天文台开始了对射电天文学的探索，成为中国该领域的奠基人……
看起来，好像应该算吧，哈哈。
所以一位天文学家的住所，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016年去采访的时候，王绶琯老爷子住在著名的黄庄小区，我们采访过的很多中国科学院的老先生的家也在那里，比如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力学家郑哲敏院士，空气动力学家俞鸿儒院士，植物学家王文采院士……
他家楼上，就是已故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刘东生院士的家，后来有一次还被我们借用，一口气拍了八个外采——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心中忐忑，总觉得自己实在很能给人家添乱。
从2016年4月22日第一次拜访算起，我大概去过王老爷子家六七次，他家的客厅很大，东西满满当当，不时能发现一些有趣的陈设。
沙发旁边有一个晶莹剔透的LAMOST天文望远镜的模型，透露着他的身份与成就，而鲐背之年的他只要往那儿静静地一坐，就是妥妥的大家风范。
每天下午，屋子的阳光比较好，这位老大爷就能坐在沙发上，跟你慢悠悠地聊会儿天，有时候思维有点儿发散，在旁边陪着我们采访的女儿王荧就想办法帮他把话头拽回来，生怕他聊多了累着。
记得跟我第一次介绍他女儿时，老大爷说：这是王荧，是我的保护神。
嗯，保护得好极了——一会儿给戴着助听器、但有时依然听不清楚的他翻译我们的话；一会儿摸摸他的“小爪”是不是冰凉，看需不需要休息；一会儿拿血压计量量飙升到多少了，该吃药就安排吃药；一会儿扒根香蕉喂他吃，让他补充点儿能量；一会儿跟他说说笑话，父女俩的幽默，总让人忍俊不禁……
最逗的是初次见面，老大爷跟我说起他早年接受某媒体采访的经历，说人家先后来过两次，第一次看着“也蛮穷的样子”，第二次就“比较阔气了”。
王荧很不服气地说：“你怎么看出人家没钱的啊？”
老大爷笃定地回答：“这不用看，感觉。”
不知道在他老人家的感觉里，我们这个摄制组算是穷还是阔气，哈哈哈。
包括说起他晚年折腾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事，除了深谋远虑、润物无声的种种筹谋和布置之外，其实好玩的梗也挺多。
比如到底要不要叫“俱乐部”，似乎就纠结了很久。
老大爷自己显然很喜欢这个叫法，他有意让参与其中的青少年们感觉更轻松，更有乐趣，觉得最好做成俱乐部或者沙龙那样的活动，可听说如果是正式的社团组织就不宜用这个名头，就有点踌躇：“我不是搞经济的，法人到底有多重要我不知道，孩子们在一起玩到底要不要法人管啊？”
再一想，叫俱乐部，“会不会让人想歪了，你是搞卡拉OK什么的。”
噗哈哈，老大爷您想多了。
后来据说是为了能够行得通，他们这个组织的真正名字被定成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委员会”，老大爷一本正经地跟我讲笑话：“不过是委员长比部长要大一点，俱乐部只能当部长，委员会就可以当委员长。”
喂，不要说得您跟官迷一样呀～
玩笑归玩笑，其实老大爷在折腾这件事的时候，野心真的挺大的，可不只是“当委员长”这么一个小目标而已。
我经常说他是在下一局大棋，而这也是我题目中“星罗·棋布”这个词的用意所在：“星罗”指的是他毕生潜心于天文学研究工作，“棋布”则是指他晚年在青少年人才的教育和培养方面谋篇布局。
老大爷跟我讲：“我是搞天文的，地球现在四十六亿年了，王荧查了，从动物开始是二十八亿年了，人类是很新的一种动物，大概几百万年吧，我们这个文明社会到了信息时代才二十几年。所以我们觉得能够看得清楚三十年、五十年就很不错了，从三十年、五十年来看中国教育，素质教育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个参照系……我就说吧，跟普通人比起来，天文学家的眼光总会更为长远，因为他们的标尺压根儿就不一样。
而老大爷在替国家操心未来三五十年的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时，我总觉得他的出发点或是源动力，还是要追溯到三五十年前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他会对曾经遇到的帮自己指明方向、改变命运的“贵人”们深深感激，也一直遗憾于没能更早地接触科研道路上的良师益友——“我可能正因为老觉得（自己）这方面有些缺陷，所以就觉得特别可贵一点”。
他知道人才的成长和科学的成就，很多都跟机遇有关，而对于青少年来说，想要把握住这些机遇，往往需要长辈、导师施以援手。
“在物理界或者说生物界，一切充满机遇，我们每个人存在都是几万亿分之一的存在，那么你会在地球上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一个人成功的事业，作为我们新闻记者，或者历史学家，或者小说家，把它写下来、记下来，你再去看看这当中每一个人物，都是非常稀有的机遇；每一件事情，贾宝玉去找林黛玉也是非常奇怪的机遇。所以王国维是看到这个了，他那个很有名的三段论，第三段就是机遇，对不对，他本来是众里寻他千百度了，忽然一下子豁然开朗。”
那么，当自称“无所作为”的他老人家，终于有能力扮演引路人的角色，可以在关键时刻拉孩子们一把的时候，他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这件事情，容我明天再好好讲一讲。
想起当年每次去采访王绶琯老大爷，到了结束告别时，他都会坚持亲自把我们送到电梯口，按他女儿王荧的说法：这是我爸的“十里长亭”。
当时自然是由衷感动，现在想想自己搞这种拖拖拉拉的文章连载，倒也有点子“十里长亭”的意思了，哈哈。
朱大象个人简介
朱童，纪录片导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大家》栏目工作十余年，采访各领域“大家”数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