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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罗·棋布——自称“无所作为”的王绶琯老大爷，您还想咋？（三）
时间：2021-01-18来源：
昨天杂务颇多，却又不敢偷懒，晚饭后坐定下来，吭哧吭哧写到十点多。自觉主题混乱，不够带感，但多少也攒了三千多字，码上了配图，发出来聊胜于无，心想就当是个过渡段落吧。
没想到折腾完了，发现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的官方公众号管理员发来消息，想转载我关于老大爷的文章——顿时压力山大，我就是写着玩而已啊，怎么突然变得要认真起来了呢？
那再过小半个月，等到赵忠贤院士80大寿的时候，我免不了一高兴再给这位先后采访过两次的嘉宾写点儿八卦小文章，他们岂不是也要……啊，好怕怕。
既然说起了赵忠贤，就忍不住想起跟他同一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屠呦呦，然后自然而然地想到诺贝尔奖，再联想到著名的那句“钱学森之问”——嗯，这个转场真是天衣无缝，佩服一下我自己，哈哈哈。
那么，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到底具体是咋说的，又是怎么来的呢？
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是这样的：2005年7月29日，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去探望钱学森时，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按照王绶琯老大爷对我的说法呢，“因为温家宝同志当时去看钱学森的时候，就是他有个问题嘛，问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大师出来？我不太赞成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有点大师的味道吧，他也是中国人。”
回顾当年的采访录音，他老人家的这类点评或吐槽可真多，哈哈哈。
总之归结起来一句话：“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也就是广为人知的“钱学森之问”，它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不少人直接把这个问题跟诺贝尔奖挂钩，提出“为什么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得不了诺贝尔奖？”
这样的声音，在屠呦呦先生获奖后，减弱了一些，但屠老毕竟到目前为止只是个例，新中国的科技和教育发展了这么多年，按理说确实应该培养出更多这个级别的学术大师和领军人物。
何况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基数，天才少年总不至于过分稀缺（夹带一下私货哈，比如15岁初中毕业就考上了西工大的歼-20总师杨伟），那他们长大后到底都去哪儿了？
这样的疑问，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在王绶琯的心中萌生了。
1980年，王绶琯担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长，那时候的他就十分热衷于科普工作，在来天文台参观的青少年当中，他发现过不少兴致勃勃又颇有天分的孩子，看上去宛如当年的自己，觉得他们都有可能是从事天文事业的好苗子，并为之欣慰不已。
记得第一次见到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秘书长周琳老师，是2016年4月27日，当时她的办公地点还在北京四中璞瑅学校，离我家很近，一大早遛达着就去了。
曾任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部长的她，很早就跟当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绶琯（那时候还不叫院士）相熟了。
我知道近年来国家和各相关单位对于科普工作的重视程度显然有所提高，但40年前却并非如此。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周琳老师这样说：“（上世纪）80年代，大家对科普并不是特别重视，但是他不一样，他特别重视。他在位的时候，对参与青少年科普活动的他的科普干部，在我的印象里头，都算作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那个时候主管天文台的时候就是这样，而且他自己也是这样，他当时也是北京市科协的天文爱好者协会的名誉会长，所以他参加了很多青少年科普活动，也接触过很多很优秀的青少年。当时包括周培源、他、黄汲清、高振西等等，这都是最早的，还有林兰英，有很多都去世了，他算年轻的，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在做。
刚用一个半小时翻腾了1980-1983整整四年的《人民画报》，这是去年做著名飞机设计大师顾诵芬院士那两集节目时，为了帮人找资料，自己给自己挖的又一个大坑——旧书报搜集不易，所费不赀，还忒占地方，不过确实能有不少令人惊喜的发现，也算物有所值。
就是站着翻久了腰疼，而且48本摸下来，爪子尖儿全是黑的。
别说，还真找到了周培源、黄汲清两位院士参加青少年科普活动的照片，林兰英找到了工作状态的一张，是1978年3月那期的，高振西的没翻着，王绶琯老大爷自己的也有，却不是在北京天文台，而是在中国科技大学，巧了么不是～
老照片确实有年代感，让人一下子沉浸在那段岁月里，感觉改革春风吹过后，所有人都容光焕发，对未来充满希望。
而期盼着天文事业新星辈出的王绶琯，更是如此。
不过，时间久了，他却渐渐发现，很多之前看好的孩子后来都不知去向，并没有如他所愿进入天文研究领域并崭露头角，这让他颇有些困惑和着急：这些孩子们都去哪儿了？都去从商从政了吗，都泯然众人了吗？怎样才能把他们留住，让科学事业后继有人呢？
王绶琯决定要做点儿什么，来扭转这个“天才少年不知所踪”的局面，他知道，有时候只要一伸手，就可能改变一个孩子或者一些孩子的命运。
就像30年前，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先生对他的接纳和帮助那样。
就像归国以后遇到的很多良师益友带给他的影响那样。
“比如我确实是非常喜欢物理天文这些东西，一开始可能找不到路，后来我也是一连串的机遇，那么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去追求我喜欢的东西，这到底对国家有多少用处我也不知道，但老人就觉得“科学救国”，这好像是吴有训还是谁提的。”
同样主张“科学救国”的，还有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叶企孙，“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里，有很多出自他的门下，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也同样是他的学生。
“我想我看过李政道的一篇文章，他说叶企孙早年去美国学习，后来回国后，清华就让他来办一个物理系，清华没有物理系，他办起来了。以后他把吴有训请去主持，他把最高教授的位置让给吴有训，他们两个当然是朋友了，那么以后呢，清华就发展了，就变成了一个理学院。”
而提到叶企孙和吴有训，就又绕不开令王绶琯心向往之的西南联大（下图右一叶企孙，右三吴有训）。
“像西南联大那样的，当时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出来一批非常杰出的优秀的人。我如果能够考进西南联大，在那个环境，我也会受到感受熏陶，也会很好，因为自己一个人有志于科学，要做的的时候，一大堆前辈在那里和你交流。但再一想就知道，同时在打仗，同时被埋没的人才有多少？当然你不可能建设100个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但是这是知识的传递，这种财产与物质财产不一样，物质财产你用一个少一个，它这个你用一个多一个，所以它是不一样的东西，是可以在极困难的时期做好的。那反而是物质条件更好一些的时候，人才少了，钱学森问题就出来了。”
一边摘录采访场记，我就一边在想，老大爷用慢慢悠悠的语速跟我念叨这么一大段，得多费劲啊，怪不得王荧一直在旁边对他全程盯防，而每一个长长的故事告一段落后，他还总会“做贼心虚”地对女儿说：我没违约啊～
2017年采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会长潘际銮院士时，他老人家可是跟我说起过当时他们读书的条件是何等特殊，而西南联大的教学制度又是何等严格：
“原来招生每年是招1000人，大体上是8000人，后来毕业拿了文凭的是3703个人。一部分人参军了，这就一千多人；有一部分人是到解放区去了；还有一部分学习成绩不行的他自动退学了；还有一部分人家庭困难的自动退学了，所以最后只出来一半人——这一半人里都出类拔萃。”
连潘际銮这样因为时局动荡，中小学加一块儿只念了6年，却靠着拿下云南省高中毕业会考的全省第一名，在17岁那年被直接保送进西南联大的牛人，入学两个月时，尚且在最擅长的物理这门课的期中考试上考了个不及格……
可以想见能够在重重淘汰中生存下来、顺利毕业的联大校友，是有多逆天。
联大八年，培养出了八位国家领导人和近两百位院士（其中包括八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既然国人对诺奖如此耿耿于怀，那么，不如从这个点来着手，认真研究一下人才培养的问题？
王绶琯毕竟是科学家，在探究任何事物的时候，都习惯于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他很认真地做了一次统计：“我就是把诺贝尔奖一百年以来得这个物理奖的——我比较懂嘛，别的奖，医学什么我不懂——把他们的历史看了看，大概有30%的人，是在三十岁以前做出了得诺贝尔奖的文章，做出成就，他有可能到六十岁才得奖；还有很多人四十岁以前，也有30%多。那他们二十四五岁时，一定是已经在前沿上做工作了，就应该是有一定的成就了，能够在第一线上起起伏伏了，那么刚进大学的那个年头，就是二十岁，你应该有所准备了，路就走对了，不是说到深圳去卖衣服卖两年看看。
下图是我们的摄影代诗丹和我当时带的徒弟丁山，在北京四中拍摄老大爷这期节目的段落，正好在校园里看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雕塑，巧了么不是～
这么一算下来，该在什么时机出手，把天才少年们拽上属于他们的康庄大道，就昭然若揭了：
“那么我觉得高中时期是个关键时期，高中时期如果能有人引导，把他引导到他将来应该走的路，他是个音乐家，可能太晚一点；但是他要变成一个哲学家，也许能在这个时期；但是做科学，特别是我说的理科，正好来得及。如果是二十四五岁，就可以在第一流的科学界能够交流切磋的话，那么才有可能在三十岁左右，进入第一个高峰期。所以绝大部分有科学天分的人，应该给他在二十岁左右就有个机会，能够得到名师益友的熏陶，因为这个人只要得到熏陶就行，他如果有一定天分的话，抱着教的人都是没出息的，教不好的。”
是啊，高中时期，很多学生天天埋首于书山题海，只顾着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大学，却对于自己适合什么专业懵然无知。
回想起我自己在那个年纪，虽然已经渐渐明确了做一个媒体人的志向（文笔好而爱八卦，旁人都觉得有这个潜质，而且我爹对我的期盼，第一是当外交官，第二是当记者），却因为身在外语学校而误入了理科班，高三报志愿时发现人家新闻学院不招我这样的，只好“曲线救国”，先读了北语英语系，再几经波折费劲吧啦地考上了梦寐以求的人大新闻……
这要是当时有明白人，在高一选专业时劝我还是老老实实学文科，多好。
不过话也不能这么说，高中时的理科成绩虽然一般般，但至少为我奠定了能象征性地跟科学家们对话的底子，基础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多少还有点儿，回头想想所有公式虽然忘得一干二净，那些书也算是没白念了。
看我当年在赵忠贤院士的实验室玩超导材料时，是不是一脸的天真无邪？
我感觉为了如何选拔和培养科学人才的事，王绶琯老大爷应该是考虑了很久，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他突然也有了王国维所谓第三境界的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顿悟。
当时，中国科协提出了“大手拉小手”的号召，与他心中的所思所想一拍即合，顿时倍觉亲切，“豁然开朗”。
他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了。
而我也知道自己该就此收笔，下回书再说了。
今天主题相对集中，还东拉西扯了四千多字，大家知足吧。
任凭王荧阿姨嘲笑我“真会吊胃口，连续剧呀？”也不管了，哈哈哈，她还不让我晒她单人的照片呢～
明儿见，我喝酒去了。
凌晨醒来发现除了题目丢了半个括号，有个地方也不小心丢了半句话，还没法修改，作为一个有点文字洁癖的人，决定删了重发，嘿嘿。
朱大象个人简介
朱童，纪录片导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硕士，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大家》栏目工作十余年，采访各领域“大家”数十位。